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的程国强教授, 身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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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新挑战

《21世纪》, 在过去的30年当中, WTO于改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这个方面, 究竟有着怎样的进展, 又存在哪一些不足之处呢?

程国强称, 1995年1月1日, WTO正式成立, 自乌拉圭回合谈判起, 农业治理与改革成效明显, 全球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提升, 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促使农产品贸易迅猛增长, 过去30年, 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大约增长了3.8倍, 进口增长了3.9倍，而农产品货物贸易出口增加了2.9倍, 进口增加了2.8倍, 其中, 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1995年至2008年这个时间段内, 农产品贸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其中出口方面年均增长幅度为6.5%, 进口方面增长幅度是6.4%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也就是在2008年至2021年间, 出口年均增长率变为3.7%, 进口年均增长比例为3.5%。从总体情况来说, 自1995年开始, 全球农产品贸易被归入多边框架来实施治理, 这对全球农产品贸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只是这样, 全球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家也产生了结构方面的变化, 部分新兴国家出口成长速度较快, 巴西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家, 从进口这一角度而言,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的进口市场。

这期间, 过去的30年里, 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改变, 出现了诸多新问题, 像前些年的疫情, 近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关系的深度调整, 致使WTO农业协定难以契合新的现实, 所以, 改革刻不容缓。WTO农业协定第20条给出了改革机制, 在后续的WTO多哈回合里, 农业一直是最为核心的议题, 各方期望依据全球化的趋势制订新的贸易规则, 然而僵持多年的谈判最终停止了。

它存在不足重点体现于如下多个方面, 其一, 对于众多农产品净进口国（主要乃是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是极为不利的, 尤其是中国, 鉴于当下规则对出口国更为有利。近些年来, 主要粮食出口成员极为频繁且长期运用出口限制举措, 给国际粮食供应稳定性带来了负面效应, 然而 WTO 现行出口限制纪律较为松散, 成员于实施出口限制措施之际也并未严格遵循。其二, 全球农产品的投机炒作给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 而现有的协定却不存在相应的约束条款。第三, 现有的农业协定, 对发达国家而言更为有利, 因为其是由美国以及欧盟主导制定而成的,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

世界范围内农业治理的改革, 已然是急切到了必须马上进行的地步, 不过当下多边谈判却陷入了僵持的状态, 区域贸易协定那边却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然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在CPTPP、RCEP、NAFTA这些协定当中, 农业均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况, 并未取得太显著的进展, 所以, 我们当前基本上所面临的情形就是新的规则尚未能形成, 而旧有的规则却又存在着漏洞。

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更趋复杂

《21世纪》：能否具体谈谈当前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程国强表示, 其一, 农产品出口供给集中度较高, 然而进口较为分散, 粮食贸易集团化趋势在增强, 农业跨国公司占有全球70%的谷物贸易, 举例来说, 在2021年, 前五大小麦出口国占据了全球60%的小麦出口, 可是前五大小麦进口国占全球小麦进口量不到25%, 其他主粮情形同样如此, 采用OECD数据而言, 这种进口集中度趋势很难反转, 到2032年, 小麦的进口集中度会达到74%, 玉米会达到88%, 这对进口国而言是个相当不好的信号。

其二, 农业贸易自由化利益分配愈发不公平, 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好处大多被发达国家获取, 发展中国家所获收益占比很低, 并且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挑战。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农业国, 原因在于它们通常尚未完成工业化, 然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却是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进口, 如此这般的不平衡, 对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极为不利。

其一, 新世纪起始之后, 全球历经三次幅度颇大的价格波动, 其二, 每次价格波动幅度均超百分之五十, 其三, 这三次价格波动分别出现于二零零八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三年, 其四, 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成因更为复杂, 其五, 多种冲击因素的叠加效果愈发显著。除了传统方面的因素之外, 非传统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 农产品出现了金融化的情况, 粮食变成了金融投机的产品, 粮价跟美元周期联系在一起；农产品贸易呈现出集团化的态势, 跨国公司掌控着全球粮食贸易的百分之九十；农产品走向了能源化, 像玉米等粮食被大量运用在生产生物能源上, 致使油价的波动传导到了粮食市场。

第四, 国际农业经贸治理存在制度性缺陷, 且这种缺陷正日益显著，其主要体现为, 规则呈现不平衡态势, 约束存在不充分情况, 改革缺少动力以及持续性，对发展的关注也不足。

《21世纪》：规则的不平衡体现在哪里？

程国强指出, 在补贴规模这件事上, 发达成员那儿依旧存有大量补贴的空间, 而发展中国家仅仅只有微量允许。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因素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具备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特征, 呈现出增加起来较为容易、削减下去却很困难的状况。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当中, “黄箱补贴”所占的比例差不多接近四分之三, 在最近这些年, 大多是围绕着调整补贴结构来开展的, 也就是把受到WTO约束的“黄箱补贴”转移至WTO所允许的“绿箱补贴”范畴之内, 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 发达国家“绿箱补贴”所占比例已然上升到了81%。当前, 发达国家当中, 依旧存有高达一千四百七十亿美元的巨额当期综合支持量, 也就是AMS空间, 而发展中国家仅有一百三十亿美元, 还不足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九。数量众多的补贴, 增添了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出口能力, 给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中国亟需健全自己的农产品供应链

《21世纪》提到, 我国已然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然而却始终被国际市场所制约, 并且并未掌握农产品定价权, 你对于这个问题持有怎样的看法呢?

程国强称, 在他看来, 那所谓的“定价权”是个虚假的命题。就拿大豆来说, 中国每年居然会进口1亿吨, 这在全球大豆贸易里占了七八成, 然而却并不会因为采购量如此之大就能获取价格方面的优势。其话语权是掌握在主要的大豆出口国以及有市场支配能力的企业手里的。在农产品贸易当中, 点价交易是极为常见的交易方式之一, 也就是说要以某一月份期货合约价格当作基准, 再加上一定的升贴水, 进而用此去确定现货交易的价格。当下, 中国绝大多数进口大豆都是被跨国公司以点价方式卖出来的。要注意的是, 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开展交易的, 不全是农产品贸易商, 其中百分之八十极多参与者全是投机商。这意味着, 农产品价格并非由真实需求所决定, 而是在颇大程度上受到了投机行为的作用。比如说, 要是美联储降息, 美元或许会贬值, 投机者会疯狂炒作农产品期货, 致使农产品价格虚高。

要去应对这般的金融化投机行为, 我们是需要更为良好的全球治理规则的, 要针对农产品衍生品工具加以限制。原来,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对于投机是存在限制的, 其中是80%用于做风险管理这般的套保行为, 20%用于做价格发现的投机行为, 然而现在这个比例却完全调转过来了。曾经, 美国的期货管理委员会对非贸易公司所掌握的头寸是有限制的, 可现在却是不限量了, 这在过去全球粮食危机的那段期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致使大米的价格从大概300美元/吨涨到了1000多美元/吨。在点价这种方式之下, 我们极有可能会遭遇巨大的超额成本, 我们曾经开展过测算, 在2023年, 同样是9300万吨的进口量, 相较于上一年而言要多支付100亿美元, 和2019年相比要多支付250亿美元。

在面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波动的状况下, 中国仅有的应对办法是健全自身的农产品国际供应链, 中国农业企业于境外自行进行投资, 建设仓储物流设施以及港口码头, 直接从农产品原产地进行采购, 避免借助以点价这种方式跟跨国企业开展交易, 这乃是真正能够改变全球农业贸易格局的方式, 中国已然成为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然而当下70% - 80%的农产品是由跨国企业运送至中国港口的, 存在着巨大的供应安全风险。

《21世纪》, 于这般的状况之下, 中国农业企业“往外发展”会有着怎样的前景景象, 前景如何?

程国强表示, 事实上, 机遇是有的。比如说, 中国能够跟巴西强化农业合作。作为大豆出口量极大的国家, 巴西同样很苦恼。虽说出口量极为庞大, 然则却赚不到多少资金。在1995年时, 巴西的大豆产量才一千多万吨, 出口量仅仅只有几百万吨。而伴随中国对于大豆消费需求量的攀升, 巴西的大豆产业迅速增长。眼下在它八千多万吨的出口之中, 六千万吨都是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我们曾做过计算, 在2022年时, 于巴西收购大豆的价格为583美元每吨, 请问这当中有多少进入了本地生产者的口袋, 又有多少流出了巴西经济体系之外昵, 实际上, 最大部分的收益被跨国公司获取了, 巴西本地的经营者并未得到多少益处。

所以, 中国的农业企业, 可以去思索一下在巴西进行投资, 投资的方向是仓储物流方面。巴西这个地方, 地域广阔, 人口稀少, 仓储物流设施修到哪里, 粮食就能收到哪里, 土地开垦也能开到哪里。巴西当地, 粮商数量并不多, 只要有了粮仓, 当地人就会把粮食卖出来。关键的一点在于, 得拥有自己的港口码头, 因为目前这些粮食码头, 都是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的, 而这是开展大规模农业贸易的基础所在。

于实际情形而言, 以四大粮商作为代表的跨国企业, 其针对中国粮食安全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突出在对中国进口供应链的掌控上面, 这些跨国企业于仓储物流、港口码头以及国际贸易方面皆有掌握。然而, 中国绝对能够凭借市场化的竞争去转变此种状况, 并且, 只要中国具备进行这般投资的意愿, 那么这种状况很快便有希望得到改变。投资当中存在的难点是周期相对较长, 而且投资规模较大, 所以, 极有可能需要央企发挥带头作用“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