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故事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应该怎么讲？

今年六月，阿里推出了数字乡村的解决方案；在这之后的半年里，这一方案已经在全国的66个县市区得到了实施和推广。12月4日，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阿里数字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时指出，阿里巴巴集团助力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强化农产品标准化工作，提升其品质，优化供应链体系，使其成为具有分级分类特性的商品，从而让农产品的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我深思熟虑的是，阿里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领域可以有所作为，我们有能力协助农民实现从增加产量到提高收入的转变。苹果在批发市场可能以每斤两元的价格出售，而在盒马鲜生则可能售价高达每斤三十元。面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助力农民将农产品转变为商品，实际上是在提升其价值。李少华这样介绍道。

阿里在数字农业领域投入颇深，其中一部分由阿里自主建设和运营，另一部分则是与政府及当地企业共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还有部分业务是由政府委托阿里进行经营管理。在全国范围内，阿里已建立了5个全国性的大型仓库，并在这些仓库中投入了以每条生产线三千万为起点的精选设备线。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计划亲自走访我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区域，以了解阿里明年将投资建设多少条新的生产线。

阿里为什么要重金投这些选品设备线？

挑选出售价30元的苹果，赠予那些正好需要30元苹果的顾客。当前我国市场面临供需极度不平衡的状况。阿里巴巴致力于协助农民实现每亩产值达到1000美元的目标，这一核心在于增加收入。我们应当确保商品增值的效益留在农民手中，而非在流通环节中被消耗。李少华如是说。

产供销全链路的数字化历程

阿里过去在农业领域主要从事的是帮助销售，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售出去。然而，农产品有其特殊性，它们不像工业产品那样具有统一的标准，且分布广泛。农民主要依靠小规模的经济模式，这恰恰是中国农业的一大特点。

阿里在农业领域的布局，依托于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双重引擎，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条，包括生产、供应和销售在内的全面整合。

自去年起，阿里巴巴在农业领域投入了更多的决心与战略部署，将产供销的数字化提升为关键的业务领域。然而，构建涵盖从农户到生产、仓储、加工，再到物流、销售以及消费者反馈的完整数字化链条，这一过程既漫长又充满挑战。

阿里在前端积极深入农村地区进行采购，不再仅仅是将商品上架至淘宝和天猫进行销售，而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供应链环节打造了两大关键的基础设施。

在全国五个省份，包括云南、广西、四川、陕西和山东，设立产地仓库，旨在促进农产品向上流通。此举通过产地仓库与销地仓库的协同作用，提升物流周转速度，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目前，从产地到销地共有三种物流途径：B2B整车运输，B2C场地一键发货，例如天猫、淘宝等平台，以及当前流行的社区团购模式，这些方式均实现了从产地到销地的直接配送。阿里的分销覆盖了这三种全渠道。

建立产地仓库旨在解决农产品标准化分级难题，鉴于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他们所能承受的价格亦各不相同，如何将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准确送达其手中，正是阿里巴巴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农产品运抵产地仓库后，随即进入机器分选环节，对果实的大小、霉变、病虫害以及糖分含量进行精确检测。最终，消费者端的反馈信息也会反馈给农户，使农户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便在次年种植时作出相应调整。此外，凭借交易数据，网商银行能够据此评估并给予农户贷款支持，涵盖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

阿里为农民打造的操作工具界面直观易用，支持快速入驻、卡片绑定、线上协议签署、收入查询、资金实时到账等功能，一旦货物经过验收，便能在网上直接生成订单及合同。还有一个显著的进展是，以往农民需前往村委会或供销社办理自产自销的证明，商家才能开具发票。而现在，税务局将阿里大交易的记录接入后台系统，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联网跨省开具发票，真正做到了账期零等待，采购即付款。

一位县委书记的数字化决心

自2018年年末起，李少华负责阿里农村战略的分管工作，至今已与超过七百位县长及县委书记有过会面。

阿里的流量资源和技术能力到底如何帮助到中国的乡村科学决策？

李少华指出，以河北南和县为例，过去主要从事狗粮销售，而阿里的大数据分析建议其转向猫粮市场。观察大数据发现，消费者偏好正在转变，90后群体更倾向于养猫，导致猫食品市场需求持续上升。尽管生产工艺相似，但政府可能未能及时察觉这一变化。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于12月5日指出，在贫困县的调研中，他遇到了一些令人失望的现象，许多行政资源被投入到相当无效的劳动中。例如，乡镇干部在脱贫一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撰写材料、填写报表等无谓的劳动。

在数字农业向数字乡村转型的道路上，生产环节逐渐过渡到社会治理领域，将效率提升从产业层面扩展至社会层面，这才构成了有效的机制创新。数字化工具深入到乡村治理的最前线，迫切需要推动人才结构的转型，这将极大地拓宽乡村数字化的美好前景。单志广如是说。

李少华在26年前大学毕业后，其毕业论文主题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型。在他看来，农业问题是中国的基础性问题。尽管如今常有人提出乡村振兴需实现规模化、土地流转等策略，但当这些理念具体应用于数亿农民的实际生活时，我们却发现，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往昔的数字化涵盖了信息化、自动化以及电子化，实则当前数字化的转型是以业务需求为引领，而非技术推动，技术仅作为辅助工具。其核心在于变革数字乡村治理模式，以往多依赖主观判断，而今则依赖数据支撑。所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便是通过数据流来连接传统的资金流动、人员流动和物流运输等。

数字乡村的发展，若缺乏村民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素养提升，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仅是物理层面的作用，而非深层次的化学反应。领导干部的数字化素养提升，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众多地方，智慧城市的最大短板在于人才，而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者中，政府的能力最为关键。

在甘肃中部，定西市临洮县的县委书记，是这700多位县级政府负责人中给李少华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位。这位书记特别强调人的数字化，他曾对李少华表示，对于甘肃来说，思想的转变至关重要。因此，他凭借个人努力，促使该县18万人注册了钉钉。如今，这个拥有三十多万人口的县，在农事生产环节中全面应用了钉钉，无论是农资统购还是农机培训，都能在线上完成。

他向我讲述了某个故事，故事中提到大年初三，临洮地区的高三学生们便开始通过钉钉平台进行网络课程学习。今年，临洮县城涌现出了多名考入北大、清华的优秀学子。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益处，在疫情爆发后得到了显著提升。他向我强调，必须构建数字化仓库，实现商品信息的数字化管理。从石书记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国县委书记致力于数字化转型的坚定意志。李少华如此说道。

浙江的数字乡村经验

2021年12月5日，于阿里巴巴数字乡村生态大会上，浙江省商务厅的一级巡视员徐高春指出，浙江高度重视数字化的发展。该省去年网络零售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高达73%，其中杭州与金华的占比更是超过了100%。相较之下，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而美国与欧洲的占比均不足20%，其他地区的占比更是低于10%。

浙江省今年全面启动了数字化生活的推广活动，其中涵盖农村电商、农村数字化生活以及数字贸易等多个方面。根据国家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服务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达到了47%，工业生产领域的数字化程度为23%，然而农业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却仅有7%。

徐高春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至关重要，数字化技术有望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途径之一。这包括解决偏远地区农产品销售难题，以及农村居民难以购买到所需物品的问题。农村分布较为分散，数字化同样呈现出这一特点。过去，交易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现在，支付、交易和交付这三个环节可以分开进行，分别在不同的地区完成。这种分离方式对于较为分散的农村和农业领域来说，或许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浙江省内现有两千余个淘宝村，全省共有两万六千多个村落，其中将近一万八千个村落已设立农村电商服务点。在农村地区设立服务点，在城市中设立E邮柜，浙江自2014年起便开始推行此举措。政府提供补贴，阿里巴巴负责交易。这属于亏损项目，这部分市场问题无法自行解决，需要政府介入处理。徐高春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