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中国唯一的应对措施就是完善自己的农产品国际供应链。通过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建立仓储物流、港口码头，从当地直接采购。”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所所长程国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
6月25日，2024年中国农业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主题为“绿色智慧未来，合作链共赢”。程国强以“加强国际农业经贸治理改革合作”为主题发表演讲。
程国强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每年有700-8亿人受到饥饿威胁，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2022年，亚洲饥饿人口最多，达到4.02亿，占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总数的55%；非洲占38%（2.82亿），拉丁美洲占6%（4300万）。如果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联合国2030年零饥饿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他指出，当前，全球总体不存在粮食短缺，粮食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分配结构问题。由于国内粮食生产能力较低，粮食分配结构性问题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形成依赖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体系。他还指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历的三次粮食危机都是粮食金融化、能源化造成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国内粮食生产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抵御这样的价格波动。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犯了战略错误，因此屡屡陷入粮食危机。”他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面向全球粮食安全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改革。
30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在改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又存在哪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程国强对21世纪报道记者一一做出了回应。
◆ 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新挑战
《21世纪》：30年来，WTO在改善国际农业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和不足？
程国强：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成立。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农业治理和改革取得显著成果，全球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提高，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过去30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约3.8倍，进口增长3.9倍，而农产品贸易出口增长2.9倍，进口增长2.8倍。其中，2018年是一个分水岭年。 1995年至2008年，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出口年均增长6.5%，进口年均增长6.4%。但全球金融危机后，2008年至2021年，出口年均增长3.7%，进口年均增长3.5%。 %。总体而言，1995年以来，全球农产品贸易被纳入多边治理框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农产品贸易。不仅如此，全球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也出现结构性变化：一些新兴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巴西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从进口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
同时，过去3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前些年的疫情、近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等，都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困难。推动世贸组织农业协定适应新现实。 。因此，改革刻不容缓。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第20条提出了改革机制。在随后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始终是核心问题。各方都希望根据全球化趋势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但陷入僵局多年的谈判最终陷入停顿。向下。
其缺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很多农产品净进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非常不利，因为现行规则对出口国更有利。近年来，主要粮食出口成员频繁、长期使用出口限制措施，对国际粮食供应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但目前世贸组织的出口限制纪律较为宽松，成员在执行时并不严格遵守出口限制。其次，全球农产品投机行为对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现有协议没有相应的约束性条款。第三，现有《农业协定》由美国和欧盟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发达国家更有利。
全球农业治理改革刻不容缓，但现在多边谈判陷入僵局，区域贸易协定却蓬勃发展。但问题是，在CPTPP、RCEP、NAFTA中，农业一直被边缘化，没有太大进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面临的情况是，新的规则还没有形成，旧的规则有漏洞。
◆ 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日趋复杂
《21世纪》：您能具体谈谈当前全球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吗？
程国强：一是农产品出口供给高度集中，但进口相对分散；粮食贸易集团化趋势增强，农业跨国公司占据全球粮食贸易量的70%。例如，2021年，前五名小麦出口国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60%，而前五名小麦进口国占全球小麦进口量的比例不足25%。其他主食也是如此。从OECD数据来看，这种进口集中的趋势很难扭转。到2032年，小麦进口集中度将达到74%，玉米进口集中度将达到88%。这对于进口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二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利益分配日益不公平。市场开放的收益主要由发达国家获得，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收益比例较低，并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挑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国家，因为它们通常没有完成工业化，但粮食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主要进口。这种不平衡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非常不利。
第三，新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三次物价大幅波动，每次物价波动幅度均超过50%，分别是2008年、2012年、2022-2023年。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原因更加复杂，多种影响因素叠加效应越来越显着。除了传统因素外，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比如农产品金融化，食品成为金融投机的产物，食品价格与美元周期挂钩；农产品贸易集团化，跨国公司控制全球食品贸易90%；农产品转化为能源，大量使用玉米等粮食生产生物能源，导致石油价格波动传导至粮食市场。
四是国际农业经贸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规则不平衡、约束不足、改革缺乏动力和可持续性、对发展的重视不够等方面。
《21世纪》：规则的不平衡体现在哪里？
程国强：从补贴规模来看，发达成员还有很大的补贴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则只允许少量。受国内政治、社会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具有典型的政治经济特征，增加容易减少困难。 “黄箱补贴”占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近四分之三。近年来，大多着眼于调整补贴结构，将受世贸组织约束的“黄箱补贴”转为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补贴”。 2018年，发达国家“绿箱补贴”比例已升至81%。
目前，发达国家尚有高达1470亿美元的巨额电流综合支持（AMS）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只有130亿美元，不到发达国家的9%。大量补贴增加了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能力，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 中国亟待完善农产品供应链
《21世纪》：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但始终受国际市场制约，不掌握农产品定价权。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程国强：我认为所谓“定价权”是一个伪命题。以大豆为例。中国每年进口1亿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70%至80%，但不会因大量采购而获得价格优势。话语权掌握在大豆主要出口国和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手中。在农产品交易中，点交易是最常见的交易方式之一，以某一月份的期货合约价格为基准，加上一定的升贴水来确定现货交易的价格。目前，中国进口的大豆绝大多数由跨国公司以固定价格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农产品交易商都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因为高达80%的参与者都是投机者。也就是说，农产品价格并不是由实际需求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投机行为的影响。例如，如果美联储降息，美元可能贬值，投机者就会炒作农产品期货，人为推高农产品价格。
为了应对这种金融化投机，我们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对农业衍生工具的限制。本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对投机有限制，80%做风险管理对冲，20%做价格发现投机，但现在比例完全颠倒了。过去美国期货管理委员会对非交易公司持有的头寸有限制，但现在没有限制。这在过去的全球粮食危机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大米价格从每吨约300美元上涨至1000美元。多美元/吨。在定价下，我们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超额成本。我们预计，2023年同样9300万吨的进口成本将比上年增加100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250亿美元。
面对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中国唯一的应对措施就是完善自身的农产品国际供应链。中国农业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建设仓储物流、港口码头，直接从产地采购，从而避免通过固定价格与跨国企业进行交易。这是真正改变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的一种方式。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但目前70%-80%的农产品由跨国公司运往中国港口，供应安全风险巨大。
《21世纪》：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如何？
程国强：其实机会是存在的。例如，中国可以加强与巴西的农业合作。作为大豆主要出口国，巴西也陷入痛苦之中。出口量虽然巨大，但赚的钱并不多。 1995年，巴西大豆产量刚刚超过1000万吨，出口量只有几百万吨。随着中国对大豆需求的不断增长，巴西大豆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出口量超过8000万吨。 ，6000万吨进入中国市场。我们计算过，2022年巴西大豆采购价格为583美元/吨，但这其中有多少进入了当地生产者的腰包，又有多少走出了巴西的经济体系呢？事实上，大部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拿走了，巴西本土运营商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
因此，中国农业企业可以考虑在巴西投资仓储物流。巴西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凡是建有仓储物流的地方，就能接收粮食、开垦土地。巴西的粮商并不多。只要有粮仓，当地人就会卖粮食。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港口码头，因为目前这些粮食码头都由跨国公司控制，这是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基础。
事实上，以四大粮商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进口供应链的控制上。他们控制着仓储物流、港口码头以及国际贸易。但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竞争来改变这种状况，而且只要中国愿意进行这样的投资，这种状况有望很快得到改变。投资难度在于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因此，央企很可能需要带头“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