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农业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和影响不断深化。准确把握国际农产品市场特点、我国农业竞争力以及农业开放面临的问题，对于更好协调和利用两个市场至关重要。这两种市场资源对于保障国内农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农产品市场供需趋势及特点

纵观近50年来世界农产品供需和市场变化史，总体来看，国际农产品供需和市场有以下七个显着特征和趋势。

国际农产品供需总体平衡，但区域性短缺和粮食不安全问题突出，粮食危机风险始终存在。 1961年至2012年，全球粮油、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上升趋势，高于同期人口增长率，人均占有率稳步上升。但地区间不平衡、差异明显。发达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发展中国家粮食供给不足。世界上仍有8亿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粮食供需平衡也逐年不稳定。在此期间，1970年代初、1990年代初和2008年发生了三次世界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威胁从未消除。

相对于具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裕，并长期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尽管全球存在大量贫困和营养不良人口，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购买力，他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市场需求。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普遍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剩余农产品的处置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低廉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全球主要农产品实际价格水平长期处于下降趋势。直到近几年，由于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价格水平才开始波动上行。过去10年来，全球粮食库存水平始终保持在粮食安全警戒线以上。

国际市场粮食贸易量占总产量比重有限，粮食基本供给能力主要由国内生产保障。全球粮食贸易占产量的比重较低，2001年至2012年基本保持在12%至13.5%左右。相对而言，大豆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2019年贸易额占产量的37.2%。 2012年。这表明，从全球角度来看，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各国国内生产，世界粮食贸易仅占全球粮食供应的不到15%。

与世界各地农业资源分布不均相一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集中度很高，大宗农产品主要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属于准垄断。 2015年，全球大米出口的80.5%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小麦出口的56.3%来自加拿大、俄罗斯、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 79.4%的玉米出口来自美国、巴西、乌克兰、阿根廷和法国。 ；93.5%的大豆出口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加拿大。此外，棉花、食糖的出口市场集中度也较高，50%以上的出口集中在前五名出口市场。这使得主要出口国对国际市场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全球粮食贸易具有准垄断特征，80%的粮食贸易和其他大宗农产品贸易被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跨国粮商垄断。

受气候变化、生物质能源和农产品资本化等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走高，呈现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趋势。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0年各国报告的自然灾害数量比前10年增加了26%，其中极端天气增加了228%，洪涝灾害增加了71% ，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肯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显着增加了农产品非传统需求，增强了农产品市场与能源市场的互动。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2008年下半年至2012年6月，国际粮价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波动幅度之大、周期之短是近年来罕见的。

世界农业发展仍有相当数量的耕地和水资源储备，国际农产品市场供应仍有增长潜力。目前，许多国家仍在实施限产、休耕政策。据全球农业生态区（GAEZ）数据库统计，全球潜在耕地面积为35亿公顷。扣除各类保护区后，尚有20.6亿公顷可供开发，是现有16亿公顷耕地的1.3倍。潜在耕地面积最大的地区是南美洲，其次是非洲。潜在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巴西，有3.34亿公顷，其次是美国，有2.13亿公顷。俄罗斯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潜在耕地面积均超过1亿公顷。即使考虑到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约束等制约因素，粮食主要出口国可开发的潜在耕地面积也达4.7亿公顷，粮食潜在产量为27.3亿吨。

未来全球粮食需求将大幅增长，确保世界粮食安全任重而道远。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2010年的69亿增加到91亿，增长34%。届时，世界70%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50年如何养活世界》报告指出，城市化必然带来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谷物的直接消费将减少，而水果、蔬菜、肉类、乳制品和鱼类的消费将增加，最终导致粮食短缺。需求增长。

总体来看，国际市场供给增长潜力巨大，能够有效应对中国需求增长。但国际市场也存在很大风险。存在短期局部短缺和粮食危机的风险、价格波动加剧的风险、跨国公司垄断的风险、主要出口国控制能力增强带来的风险。国际农产品市场和供需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又要防止过度依赖、防范风险。

我国农业竞争力现状

我国农业整体缺乏基本竞争力，特别是大宗农产品。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土地规模决定了种植业的基本竞争力，进而决定了养殖业的基本竞争力。我国农业户平均规模仅0.5公顷，农业经营规模大致相当于日本的1/6、欧盟的1/30、美国的1/340。即使到2050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到3亿至4亿，平均农业经营规模也只有1公顷左右，无法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规模相比。和巴西。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质量安全等成本的凸显和加大，我国农业基础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与瑞士、欧盟、日本、韩国接近，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相近。主要出口国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

缺乏明确的基础竞争力，导致生产成本在国际比较中出现逆转。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农产品出口国，其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宗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中美农业生产成本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普遍低于美国，但近年来这一情况出现逆转。 2015年，我国玉米、棉花、大豆成本分别为每吨2151元、19928元、4564元，而美国则为993.7元、13367.3元、2274.1元。人民币，均明显高于美国。

农业承担的民生成本较高，农业成本难以降低。我国生产成本高于美国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较高。土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实际上转化为农民收入，是支撑我国农民生计的重要来源。因此，中美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差异，本质上是两国农业所承担的民生成本的差异。即我国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主要源于支撑农业人口的生活成本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我国每公顷耕地养活了约5人从事农业，而美国为0.014人，欧盟为0.1人，日本为0.6人。

此外，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农业具有显着的多功能特征，承担着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农村发展等多种非商品功能。上述功能的实现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当然，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通过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科技进步等措施提升农业竞争力还有一定空间。但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特别是大宗农产品产业与世界无法比拟。与主要出口国相比，基础竞争力存在巨大差距且难以改变。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我国农业缺乏基本竞争力、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农产品贸易开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保护和进口管制措施不足，过度进口问题突出。一是粮食进口过多。按照我国以大豆、马铃薯等粮食计的传统大粮口径，2012年至2016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需缺口约为5000万吨，净进口量在8000万吨至1亿吨之间。四年累计超额进口2亿多吨。全年供需不平衡，没有消化和释放库存的空间，给粮食去库存带来了巨大压力。二是棉油、糖进口过多。我国棉花和食糖年产量和需求缺口均在2至300万吨左右，但2011年至2015年累计进口量分别为1800万吨和2000万吨，超过了800万吨和2000万吨的正常生产需求缺口。 1000万吨。 2016年，尽管库存积压较多，但进口量仍分别达到124万吨和307万吨。近年来，油籽和植物油进口过多，导致菜籽油收购、储存和加工积压。 2015年，油菜籽暂储政策不得不大幅调整。

进口价格天花板效应加大，农业产业发展动力转换、农民增收难度加大。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只要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进口税后价格，就会有进口动力，最终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趋同。税后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的上限效应构成开放条件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最重要内容。近年来，进口大宗农产品税后价格低于国内成本价已成为常态。进口对国内价格的抑制和抑制作用持续增强。其结果是，一是国内价格支持政策难以为继，二是国内价格已跌破成本，农业发展动力转移、农民增收变得更加困难。

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政策难以为继。价格政策是美国和欧洲长期以来普遍采用的政策。美国现行的贷款价格政策、反周期支付政策、价格损失保护政策以及欧盟的干预价格政策都是如此。根据201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2014年至2020年，欧盟将继续对谷物、乳制品、牛肉三类8种产品实施价格公共干预政策，并对食糖、猪肉、脱脂牛奶等私人储备进行补贴。奶粉和其他特定条件下的产品。价格干预。我国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准备金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关税保护，近年来，主要农产品税后价格低于收储价已成为常态。进口上限效应让这些政策失去了“低买高买、处理储备、稳定市场、发挥支撑作用”的目的。经营环境将特殊情况下本应启动的措施变成了永久性措施，造成“边收边进口、边收储”、“外货入市、内货入库”的现象难以为继。

国际市场波动传导更加直接，国内市场稳定和产业安全风险加大。国际农产品市场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生物质能源、投机资本等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波动性、风险性日益凸显。 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以来，国际农产品市场经历了三次较大波动，波动幅度较大、频率较快。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供需平衡脆弱。由于缺乏有效的关税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程度较高。随着大宗农产品进口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将更广泛、更直接地传导至国内市场，增加了维持供需紧平衡的难度。影响国内市场和行业的稳定。发展带来挑战。

政策建议

建立健全开放型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要适应开放新常态，调整总体平衡思路，变生产二维平衡为生产、需求、进口三维平衡，努力稳定国内生产，确保进口是适当的、适当的、可靠的。要在明确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基本面积和基本产量、准确把握需求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进口规模、结构和控制目标。要建立健全与三维平衡模式相适应的进口管制体制机制，明确责任，有效协调国内生产和进口需求，确保国内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衔接，布局国内产业。生产力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相匹配，国内供需趋势与进出口增长相一致。

建立健全开放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在缺乏高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加强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更为重要。在练好内功的同时，要从我国大宗农产品的实际基本竞争力和国内生产成本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差距拉大的趋势出发，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或补偿生产成本，以确保国产产品与进口产品公平竞争。要确保农民有收益、有动力种粮种田，确保生产的农产品具有市场价格竞争力。

建立健全开放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在贸易谈判中，要确保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现行关税税率不降低，关税配额不扩大，国内支持空间不减少。要更加积极运用“两反一保”措施，推动贸易救济常态化。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实际，尽快研究建立农产品贸易损害赔偿机制，对受损农业产业提供必要补偿，帮助地区和农民调整结构、增强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倪红星；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贸易发展与政策研究所卢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