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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行积极参与，迎来大宗商品热潮
商业银行于2003年正式进入大宗商品行业。当时，美联储在“银行的大宗商品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补充”的基础上，首次批准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从事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允许花旗集团商品期货部门Phibro参与能源市场交易，为银行业进入商品市场打开了大门。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不仅可以进行金融交易，还可以直接控制实体产业的生产和运输，并拥有大量的实际仓库和供应链。随后，大宗商品业务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大型投行的核心战略业务，其内容也不断拓展，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拥有大量的仓储仓库、运输、实物资产和交易。例如，高盛和摩根大通就拥有大量仓储资产。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公布的全球仓库名单中，高盛和摩根大通旗下的仓储公司控制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注册仓库数量。摩根士丹利是华尔街最大的现货石油交易商，拥有石油储存和运输公司Trans Montaigne。
二是提供大宗商品现场衍生品经纪和做市服务。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公布的按客户保证金排名的前20名期货经营机构中，有15家期货经营机构是大型投资银行。
三是发展OTC产品，参与大宗商品及衍生品场外交易。与场内交易相比，国际投行大宗商品场外市场的交易量要大得多。以摩根士丹利为例。 2009年6月，其交易所交易的商品库存价值为33亿美元，预计流通中的互换交易额达到3150亿美元。
四是开展大宗商品融资业务。例如，向国际货船提供短期贷款或向炼油厂提供营运资金。由于需求旺盛，大宗商品融资逐渐成为国际投行大宗商品业务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
五是向散户出售更多与大宗商品相关的结构化产品。金融机构掌控实体产业的模式给华尔街带来了巨额利润。 2007年至2009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商品交易额达到80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1/5。即使金融危机后监管发生变化，2012年华尔街十大银行的大宗商品收入仍达60亿美元。到2013年，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瑞银、巴克莱和德意志银行都已成长为全球金融巨头。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
在国际投行的积极参与下，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动，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繁荣期。 2003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持续上涨的时间和幅度都超过了以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宗商品价格才出现快速深度回调。然而，随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注入流动性的推动下，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4月创下历史新高。
国际投行在严格监管下退出大宗商品市场
当美联储放松对金融机构大宗商品实物交易的限制时，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巨额利润面前，华尔街富豪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他们利用自己在商品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操纵商品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国际投行通过控制重要的金属和能源储运管道，通过控制货物进出仓库的速度来调节供需、控制价格；利用交割仓库管理规则漏洞，人为延长交割时间，获取高额仓储利润；通过取消单等渠道获取交易信息，在商品现货、期货市场进行套利。
2012年，巴克莱银行被指控操纵美国西部四个州的现货电力市场，并从衍生品市场的相关头寸中获利； 2013年，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丑闻”爆发，高盛、摩根大通被质疑通过控制仓储和自营业务推高金属价格。与此同时，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也被指控私自从事铀买卖、开采煤矿、操纵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利用为自己的交易员获取的内部市场信息，导致市场失灵以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飞升。
随着国际投行操纵大宗商品价格的一系列丑闻不断曝光，监管机构加大了对银行大宗商品业务的调查力度，并对参与市场操纵的投行处以巨额罚款。 2013年，巴克莱银行被责令支付4.53亿美元民事赔偿，并提交3490万美元利润，以补偿因非法交易而蒙受损失的美国家庭。同年，摩根大通以支付 4.1 亿美元罚款为代价与检方达成和解。天价罚款极大挫伤了华尔街投行继续从事大宗商品现货业务的积极性，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剥离部分大宗商品业务的想法。
然而，最初促使国际投行考虑退出大宗商品市场的却是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萧条以来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监管改革。首先，2011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要求银行将商业银行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并提高银行资本比率。与此同时，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还将大宗商品等衍生品纳入监管范围，要求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向交易所提供交易抵押品，直接增加了银行的交易成本。其次，2013年通过的“沃尔克规则”进一步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大部分自营交易，限制其做市活动。这两项法案严重打击了国际投行的大宗商品业务，极大地限制了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交易。
高资本要求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削弱了银行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利润。在权衡行业前景、监管诉讼风险和成本等多重因素后，一些大型银行不得不宣布退出大宗商品交易业务。 ，出售并剥离这部分资产和业务，仅保留一些传统的商品金融业务，例如衍生品交易和贵金属交易，然后继续扮演做市商的角色，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为全球提供咨询企业机构建议。自2012年高盛出售其电力公司Cogentrix以减少其在电力市场的敞口以来，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等大宗商品巨头纷纷关闭了能源、农产品和基本金属现货交易业务。 ，并出售石油管道、金属仓储等业务，从此拉开了这家国际投行逐步剥离大宗商品现货业务的序幕。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全线暴跌原因分析
就在国际投行纷纷退出大宗商品市场之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这是偶然的同步还是必然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近期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全线暴跌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全球经济供给过剩、整体需求不足，是本轮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最根本原因。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快速增长，大宗商品牛市逐渐形成。旺盛的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极大地刺激了原材料产能的增加。然而，如今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不断释放，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前十年积累的充裕供给无法被大幅减少的需求所消化，市场对大宗商品供给过剩的担忧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价格进一步下跌。 。
其次，流动性预期的逆转也是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央行向市场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但这些流动性基本停留在资本市场，未能流入实体经济；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市场对货币政策逐步收紧的预期越来越强烈，推动全球资本退出大宗商品市场，加速回流美国。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大宗商品很难有效阻止价格雪崩。
最后，国际投资银行的退出加剧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国际投行的退出也意味着巨额资金的大量外流。资金是驱动市场最直接的因素。资本外流将直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与此同时，外汇新规的出台以及投行从仓储领域撤资甚至全面退出，使得原本积累在仓储和流通环节的金属得到释放，从而对金属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此外，国际投行的退出也意味着大宗商品的金融投机因素有所下降。此前投资银行操纵供需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人力成本也被挤出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
国际投行退出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宗商品的十年牛市与近期的价格暴跌和国际投行的动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国际投行的退出，大宗商品的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回顾历史，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最剧烈的时期，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似乎无效，大宗商品表现出明显的金融特征。随着国际投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投机因素，即金融机构所追求的差价交易。由于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量是现货交易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其价格形成机制不再完全依赖于基础实物商品的供求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商品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具有单向影响，定价权属于欧美商品期货交易所。不过，随着国际投行的退出，商品期货市场开始恢复原来的功能，成为农民、矿业公司和制造商对冲未来价格风险的工具。
在国际投行不断收缩战线的同时，摩科瑞、嘉能可、托克等大宗商品交易商由于监管比银行宽松，对产业链的渗透更加深入和广泛，已经开始逐步接替国际投行。从各方面来看，公司规模和业务领域都得到了极大拓展，成为银行退出大宗商品交易初期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宗商品收入近年来大幅下降，但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的营业额却翻了一番。但由于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行业整体利润增速放缓，贸易商盈利能力日益受挫，风险敞口也加大。
此外，与外资投行大规模退出大宗商品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金融机构正在寻找机会加速进入大宗商品市场。过去几年，中资机构在全球市场的大宗商品业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中银国际、招商期货（香港）公司、南华期货（香港）公司均已获准成为芝商所旗下四家交易所的清算公司。会员、工商银行、广发证券等机构也已进入收购国外大宗商品交易部门的程序。在农产品交易市场，中粮集团近期对国际大型粮商的收购也体现了中资企业在这一市场的快速崛起。中资机构的接连接盘，或许意味着大宗商品市场的格局从之前的“投行主导到交易巨头主导，再到交易巨头与中资共同主导”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日益增强。 。
综合以上分析，随着大宗商品“去投机”浪潮的进行，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将更多回归产业属性和供需基本面。那么，大宗商品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转机呢？我们认为，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需求恢复。这取决于全球经济，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大宗商品消费国的中国经济何时企稳。关键是全球宽松释放的流动性何时能够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长期资本的进入。国际投行的撤资极大削弱了大宗商品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正在等待新一轮的资本进入，可能来自更多的交易者或者中资机构。只有满足上述条件，商品价格的走势才会发生变化。 （银天下森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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