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美国股市结构不合理。大量上市公司利用发债筹集的资金进行市值管理、回购公司股票来拉高股价、获取利润。一旦股价大幅下跌，高杠杆将导致大规模的偿债违约风险。

回购和分红成为股指上涨的重要驱动力（数据来源：雅虎财经）

五是市场龙头聚集现象严重。美国各只基金主要配置信息技术、消费等领域的蓝筹股，并加上上市公司的回购和分红，让美国股市“头重脚轻”。

综上所述，美联储开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2008年的“雷曼倒闭”事件，阻断“金融市场下跌——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受损——的危机传导链。”经济衰退”。中长期来看，疫情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控制不力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全球萧条”担忧

目前，国际市场存在一些悲观预期，认为疫情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世界正面临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局面，其影响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数倍。

不过，主流观点相对乐观：一定程度的衰退不可避免，但“大萧条”却不是那么容易到来的。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所说，“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当前的形势更像是一场大暴风雪”。

对于具体原因，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称，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在货币体系环境、宏观政策理念、全球贸易状况、银行业健康状况等方面与大萧条时期有很大不同。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对大萧条重现的担忧实际上是错误的。

首先，当时的金本位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放松。大萧条时期，美国实行金本位制。为了保证汇率稳定，扩大货币供应量就需要增加相应的黄金储备。央行也无法随意降低利率，因为低利率会引发黄金外流。因此，货币政策几乎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

其次，当时的财政刺激政策严重滞后。胡佛政府认为，只有平衡财政才能降低杠杆率，财政紧缩是减少债务、减轻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时期持续恶化。

第三，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崩溃了。大萧条发生在全球经济扩张结束时。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蔓延，贸易战导致各国经济陷入更深层次的衰退。在此期间，美国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第四，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安全网健全程度不同。 1929年之前，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金融风险因储户挤兑而迅速蔓延，出现了一波银行倒闭潮。最终，一万多家银行破产，金融秩序彻底崩溃。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不同。随着大衰退的爆发，消费大幅下降，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失业率飙升。然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救援资源跟不上需求的激增。

如今，全球政策协调正在启动，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纷纷做出共同抗击疫情的积极承诺，其中包括推出超过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

或许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如何采取行动

与美国的“全速印钞机”和“直升机撒钱”做法不同，中国的刺激政策大多集中在信贷支持、税收减免、发行特别国债等更有针对性的手段上。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还有进一步放松和强化的空间。近期，我们将通过减税免征、缓缴社保、信贷支持等方式维持企业流动性；长远的未来，我们将加大开放力度，调整产业链结构。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在这个特殊的关键时期需要思考的问题。

具体而言，短期内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及时遏制中长期防疫工作对外贸领域的负面影响。境外疫情可能会持续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整体影响可能要到明年初才能逐步消除，这将对我国外贸部门造成一定影响。针对外需下降、海外产业链断裂可能引发的外贸部门开工率低、外贸企业资金流动性风险等问题，要做好就业引导准备，产业升级转型和信贷支持。

二是对陷入困境的农产品进口提前预案。如果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将不利于其农产品出口。在保证我国自身农业产量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做好应急预案，扩大可能的进口来源国。

三是冷静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波动。市场对美元避险需求激增，加上美联储“低利率+量化宽松”等政策，预计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幅度加大。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需要结合使用，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损害市场信心。

第四，可以积极以适当的价格购买和储存石油。油价下降有利于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此外，还需要关注油价变动对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门的差异化影响。

从长远来看，可以借机加快结构调整和扩大开放的任务：

一是加大开放力度，调整产业链结构。疫情促使各国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客观上也影响了国际化进程，加剧了近年来单边主义抬头带来的国际脱钩，极易引发国际产业链的重新调整。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及时调整产业链结构，减少对严重脱钩经济体进出口的依赖。

二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其中，利率由短期向长期的传导以及企业信贷利率的形成机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和商业银行识别和管理信用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功能和效率。

三是做好低利率环境下的政策工具储备。结合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经验，应尽可能多地运用储备政策工具，包括：进一步完善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支持和监管、央行扩大上市公司基础资产和交易对手等。公开市场操作等

当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疫情蔓延仍在演变，应对政策必须保持动态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