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融媒体采访报道组

张继梁是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的驻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他也是山东省教育厅的一名工作人员。

霍学喜是政协委员，同时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的工作涉及投资经济与农业产业工程，也包括贸易经济与农产品物流工程。

牛张楼村贝贝南瓜蔬菜大棚。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单艺伟

山东省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地处鲁西南地区，由三个独立的自然村落构成，全村共有457户人家，人口超过1500人，其中经过登记确认的贫困家庭有86户。由于历史上河道治理和道路修建等原因，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仅有1400多亩，人均分配的土地不足一亩，是全镇范围内人均耕地面积最小的村庄。去年岁末，村落里的贫困家庭已经全部实现脱贫，不过依照党中央“助其启程并护送一段”的指导方针，现阶段这个村庄依然获得省里扶贫工作的重点村待遇。

村里存在的核心困境其实仅有一项，就是人口问题，这项困境又带动了诸多其他困境。最近，中国教育报融媒体采访报道团队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张楼村，与驻村干部张继梁，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就乡村管理人才匮乏的难题如何解决进行深入交流。在此过程中，张继梁提出一个颇具普遍性的疑问。

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大工作中，众多基层村庄好比身体上最基本的单位，怎样处理那里的人才短缺状况，尤其是寻觅到能在乡村环境中扎根、为乡村带来实际成效、能唤醒基层活力的乡村管理人员，这个议题既关乎当下又影响未来。

乡村治理后继

张继梁：两年之前抵达牛张楼村，那里是个条件很差的村落：没有党员活动场所，没有规范的党组织活动，也没有完善的村级领导班子。更令人忧虑的是，村领导班子几乎形同虚设，很长时间没有发展新党员，村集体收入完全为零。

近两年我主要处理了三项工作：首先负责加强党组织建设。我带领村级领导班子扩建了党群服务站，完善了相关制度，确保了党员学习的规律性。培养的干部上个月已被选为村支部书记，我本人则将转为省级派驻的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组成员，以便持续提供帮助直至年底。

其次是注重培育人才。过去村里没有幼儿园，如今已建成一所设施完善的学前教育机构；我们购置了一栋闲置民居，经过翻新改造成乡村青少年活动中心，并将成武县第一个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设在了本村；对于青年工人群体，借助本地职业学校的资源，开设了厨艺学习班和焊接技能课程；为老年居民考虑，设立了温馨的日间照料场所。我期望将村庄打造成为一个随时可以学习,任何地方都能学习,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全民教育型社区。

第三项是针对产业的帮扶措施，我们投入了9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光伏发电站，该设施每年能带来大约9万元的纯收益；同时，我们还借助了镇上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资源，建造了两个专门用于种植南瓜的大棚。

霍学喜：近两年你推进了扶贫领域的三项关键任务，分别是加强基层管理机构建设、处理紧迫的民生事务、开发地方特色产业。这些举措与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方针政策契合度很高，为我们今后研究同类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张继梁认为，乡村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人口方面，这一根本性问题衍生出三项具体挑战，首要就是乡村管理缺乏接班人，难以构建人才库建设。目前村级干部的年龄普遍偏高，例如负责财务工作的村会计已经66岁高龄，他对传统财务流程非常熟练，但在电子设备操作上存在困难，特别是不会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年轻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

我去过许多地方进行学习交流，了解到那些乡村振兴的典范村寨，绝大多数都有本村走出去并且返回的大学生或者带领大家致富的杰出人才，这一点是我们村目前存在的短板。如何培养、壮大能够留在乡村的基层治理人才，恳请您给予我们一些指点。如果条件允许，也请您在两会期间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

霍学喜说，你指出的那个问题很到位，这种情况在乡下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带，到处都是，处理起来特别费劲。

我们对秦巴山区的三十个县进行过调研，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五成七的县在吸引人才、技术以及资本方面的能力不断减弱，仅有四成三的县呈现了些微增长，乡村管理领域专业人才的匮乏现象十分常见。贫困现象在偏远山区和落后地带普遍存在，即便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发达区域，问题依然显著，这反映出整体经济与社会环境对乡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进步仍然构成阻碍。

这是由于国内尚未构建起均等化的基础建设资源分配方案和社会支持网络。在医疗福利、养老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维护等层面，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抑或是乡村集体自身的经济筹措水平，区域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人们总想往更好的地方发展，年轻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目前，乡村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面临很大挑战，需要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特殊措施来应对人才不足的情况。江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公共财政实力雄厚，对于类似难题能够妥善处理。

我必须指出，人才的议题必须与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相结合探讨才有价值。你们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倘若土地产权改革迟缓，无法充分激活土地或各类资源，生产要素的流通就会遭遇严重阻碍。一对年轻夫妇，再加上两个孩子，想要依靠农业产业过上体面的日子，没有相当规模的耕地是无法实现的。在山东半岛进行过估算，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农家，若想维持体面的生活，其收入水平需达到与城市地区（例如当地县城）同等条件的家庭收入相近的程度，那么他们至少需要拥有35亩农田。

农村人才流失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因素在于国内城乡资源分配机制存在弊端。推进改革永无止境，当前我国乡村产权制度变革进展缓慢，因此，在研究此类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盘活存量资产。国家层面近期着重倡导依照市场规律调配资源，摒弃以往行政手段主导的方式。因此解决此问题，我认为有两项关键举措：首先要建立能从经济层面、市场公正层面招揽杰出人才的机制，涵盖财产权安排、行业布局、方针措施；其次改革需要时间，当前环境下得实施特殊措施，包含管理方法和适当的鼓励方法，还需有阶段性的政策部署。

产业总落后于市场怎么办？

张继梁谈到第二个挑战，源于村里缺少既懂技术又擅长经营的人才，导致产业与市场的衔接不够紧密，总是落后一步，被动跟随市场节奏。以大蒜种植为例，老一辈认为收成不好次年必然转好，但如今这种规律已被打破，连续几年都可能面临困境，今年效益差，明年可能依然不佳，后年情况或许仍无起色。

今年由于疫情冲击，咱们南瓜培育的温室遭遇了销路不畅和价钱降低的困境。从前贝贝南瓜是每斤四块钱，如今跌到两块钱，利润大幅缩水。按照规定，扶贫项目的资金至少要实现七成到一成的盈利，可眼下南瓜卖成这样，恐怕连这个最低标准都难以达标。这确实是个棘手的事，恳请教授帮忙想想对策。

霍学喜表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考察得知，乡村地带存在部分停滞项目、停摆公司、闲置园区，症结在于脱贫任务有阶段性指标，而调研行情、招徕商户都要耗费时间。新冠疫情则暴露了我们的风险应对体系尚有不足。因此，在选定项目之际，务必周全研究，对行业动态进行预先把握。关注市场动态时，必须认真筛选实力雄厚且信誉良好的公司进行合作。例如，如果种植温室作物，可以与寿光的蔬菜企业合作，这些企业的技术非常先进，合作后能取得显著成效。

村庄若有余力，务必预留部分应急资金，理想状态应由地方财政承担，例如县级财政。否则，一旦某个计划落空，个人承受的负担会加重，对民众的信心损害也会更为严重。

陕西省内，部分苹果经营出色的地区，会将部分资金专项储备，一旦遭遇危机，便向遭遇重大损失的经营主体或种植户给予适当援助。

张继梁：这个办法太好了，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霍学喜说，这件事按理说应由保险公司负责，不过，如果一户人家有四亩地，那么保险费用会非常昂贵，保险公司也就缺乏办理的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公共保护措施，尤其是市场风险的处理机制，就必须及时到位。

来年即将迈入乡村振兴的下一环节了，要着手根除并监管局部贫困问题，我认为你可以尝试构建相应体系，不过单个村落无法达成目标，务必由县级以上行政机构来主导推进。

张继梁：好，我记住您的建议。

霍学喜说，甘肃省天水市培育花牛苹果，原本供应全国市场需要180万亩土地，可是各县都在努力消除贫困，花牛苹果的种植区域现在增加到大约250万亩，因此去年苹果获得大丰收，却承受了显著的市场风险。天水市委和市政府计划筹措一亿元资金，设立担保基金，以此吸引商业银行向加工企业和仓储企业提供贷款，借助这亿元资金的杠杆作用，有效解决了苹果的储存加工和销售难题，顺利地消除了潜在风险。

因此，当保险和信贷方面出现不足时，政府需要运用公共财政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去研究这个机制。

公共治理积极性不高怎么办？

张继梁提出第三个疑问，他称所在村落的社会进步相对缓慢，村民对于村庄未来蓝图以及村级干部的遴选等议题显得冷淡，公告发布后无人问津，认为此事与己无关。他询问如何才能增强乡村的社会管理效能。

霍学喜表示，考察过程中了解到，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主动性不足的情况在内地省份同样明显。经过研究，他推断政府部门关于乡村地区管理方面的措施能否公正公开地执行，是决定性因素。乡村治理存在明确规则，宪法也包含相应条文，然而实施环节中，地方不良组织、家族势力以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严重阻碍了治理措施的贯彻，此类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地，通过专项治理行动已获得显著改善。

国家委员会在云南和浙江实施了深入考察，我向你陈述一下我们的心得体会，

必须整体提升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指挥能力，明确各项职责分工。2019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强化乡村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此有明确说明。各项治理措施、规章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章程，都不得违背宪法精神，必须以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系列指示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所谓的坚守基本原则。

其次，治理措施要符合地方特色，与当地具体条件相融合，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需要具备一定的新思路和着力点。

第三，应当提倡订立标准的乡村公约。比如浙江地区管理成效显著，乡村公约实施效果相当理想。经由村民反复协商讨论，可以制定出大家共同信守的乡村公约，促使村民都成为村内事务的参与者，同时设定公正的奖惩措施，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乡村公约是引导村民重视自身权益、协调彼此利益的一个有效途径，值得深入探究。

要注重发掘一些热心人士，让他们投身于改善乡村环境和处理居民纠纷的工作中。积极争取村里有声望的长者或是有志向的青年加入，将他们整合起来，引导他们共同参与乡村事务的管理。

张继梁：霍委员，您的意见非常深刻，也很有见地，相信在执行层面会带来显著效果！我会根据您的意见逐步推进，先进行尝试，再建立体系。比如，我在上级强调的“扶贫和扶志相结合”基础上，又补充了“扶制”和“扶治”，指的是扶持制度和完善治理。我们和村里领导班子共同整理了包含三十五个条目的两万字规章制度，让党的建设工作、村民会议决策流程、资金收支管理以及项目执行过程等都慢慢变得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霍学喜：就是建章立制，切记要简单通俗。

张继梁：接下来我会依照您的指示，让制度变得更为简洁明了，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并且会严格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您的这些话增强了我完成扶贫工作的决心。

霍学喜表示，你承担这样的重要任务，对你的个人进步、对整个村庄的发展都意义非凡。在你的人生历程中，这算是关键性时刻，希望你能够完美完成。

记者团成员包括赵秀红, 魏海政, 单艺伟, 贾蒙, 沟通联络员焦玉栋, 文章撰写者为赵秀红。